孔子的这种心态,孟子也有。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尝试把道家如何在道与心之间建立理论联系的方式离析出来,但笔者认为旧有理解或许对什么是理性思维的把握过于狭窄了。回顾前诸子时期和荀子以前儒家(荀子思想带有明显的黄老学印记,典型如《荀子·解蔽》论心何以知,落在虚壹而静上,运用了黄老学的术语对心概念加以表述)对心字的用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建构实际上从来就完全是隐喻性的(可能先秦哲学中所有最基本的概念,尤其是最早被讨论的如道德仁义等第一序列的概念均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起来,兹可另论)。
同心与《尚书》中的一心类似,均涉及人在共同体中的认同,而此种认同无疑建基于统一意志的理性思考之上。殷墟卜辞中出现最早的心字,均象人心脏的轮廓形。此外,《诗经》中其他出现心字的诗句,往往都如《邶风》所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和《大明》所谓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的意思一样,均与人的意志活动有关。在此意义上,水里也存在着众多物像,相反,当没有任何东西为镜子或水面所映照时,镜子里或水中是空无的。《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
在现代学科的研究视野中,中国古典哲学的主流普遍被认为缺乏理论论证的兴趣或者能力,并在这方面与西方哲学形成强烈的对比。在经验的意义上,人类也可以有许多共享的隐喻。《宋史·道学传》在述及两宋理学的发端时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
有鉴于此,圣人重视师道尊严,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在老师的教诲引导之下让人能够自易其恶,自至其中。那么,士人学子如何才能恢复到诚德的本来面目呢?这就涉及德性修养的问题。治理天下首重礼乐,用礼乐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通书》文字简约精审,义理明白畅达,全面展现了周敦颐的思想。
意思是说,孔孟之后,汉唐千余年的儒学全是章句训诂的传经之学,对于孔孟心法毫无了解,直至北宋周敦颐出世才跨越汉唐直接承继孔孟之绝学,重新阐发儒学的阴阳五行之理和天道性命之妙。其次,周敦颐认为,德性修养还应该尊重师道,重视道德教化。
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说周敦颐特别擅长谈论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对《周易》有着精深的研究,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为了实现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目的,周敦颐向统治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用心要纯,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二是任用贤能,贤才辅则天下治。 周敦颐这个名字之所以会被大家记住,首先是因为他的名篇《爱莲说》。
大概这两部著作后来都残缺了,有人把剩余的部分混为一书,总名之曰《通书》。意思是说乾元天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万事万物因乾元天道而得以产生、发展、变化。《通书》共分40章,各章之间并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类似于讲稿或语录的汇编。对此,冯友兰先生表示赞同,他说:周敦颐大概对于《周易》,有专讲易卦的,这是《易说》。
从历史上《通书》的实际流传情况来看,早在朱熹之前,南宋初年学者胡宏、祁宽等为周敦颐的著作所作的序、跋中已有《通书》之名。其主要内容包括哲理玄思、德性修养和施政治民三个方面,既表达了对天人宇宙的哲学思考,又探讨了士人学子的言行如何合乎圣人之道,还总结了怎样当政施治才能获得最佳的治理效果,可以说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书。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从天道禀赋了诚德,但是只有圣人能把诚德完全地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为中,贤人则以圣人为榜样时时检点自己,改过迁善,努力让自己不断地恢复到纯粹至善的本来面目。即言行谨慎,动必得正。
关于周敦颐著作最早最权威的记载,见于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所作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据此,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上述三种,其中并没有《通书》之名。因此,有人怀疑,今本《通书》可能并非当初《易通》的原貌,而是掺入了《易说》的内容。其次,在具体的治理方法上,周敦颐主张重礼乐而慎刑罚。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有通论《周易》的,这是《易通》。
士人学子以圣人为榜样,努力不停地让自己的行为达到诚德的标准,必须克制愤怒,抑制欲望,改过迁善,这样才能符合仁义中正的圣人之道。对此,冯友兰先生表示赞同,他说:周敦颐大概对于《周易》,有专讲易卦的,这是《易说》。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从天道禀赋了诚德,但是只有圣人能把诚德完全地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为中,贤人则以圣人为榜样时时检点自己,改过迁善,努力让自己不断地恢复到纯粹至善的本来面目。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解释比较合理,今本《通书》可能就是在《易通》的基础上混合了《易说》的一部分内容而编成的。
因此,有人怀疑,今本《通书》可能并非当初《易通》的原貌,而是掺入了《易说》的内容。大概这两部著作后来都残缺了,有人把剩余的部分混为一书,总名之曰《通书》。
朱熹认为,《易通》即是后世所谓的《通书》,只不过何时由《易通》更名为《通书》则无从考证。二是任用贤能,贤才辅则天下治。周敦颐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历史上对《太极图说》的争议较多,但对《通书》的评价却一直很高,因而《通书》实际上是周敦颐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关于周敦颐著作最早最权威的记载,见于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所作的《濂溪先生墓志铭》。
意思是说,孔孟之后,汉唐千余年的儒学全是章句训诂的传经之学,对于孔孟心法毫无了解,直至北宋周敦颐出世才跨越汉唐直接承继孔孟之绝学,重新阐发儒学的阴阳五行之理和天道性命之妙。意思是说乾元天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万事万物因乾元天道而得以产生、发展、变化。
其主要内容包括哲理玄思、德性修养和施政治民三个方面,既表达了对天人宇宙的哲学思考,又探讨了士人学子的言行如何合乎圣人之道,还总结了怎样当政施治才能获得最佳的治理效果,可以说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书。据此,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上述三种,其中并没有《通书》之名。
有鉴于此,圣人重视师道尊严,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在老师的教诲引导之下让人能够自易其恶,自至其中。刑罚关乎百姓的性命,因而不可不慎,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政刑苛紊的现实情形有感而发。
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礼乐不及之处则辅之以刑罚,但用刑必须慎重。首先,周敦颐认为,德性修养最重要的是慎动。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说周敦颐特别擅长谈论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对《周易》有着精深的研究,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
《通书》共分40章,各章之间并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类似于讲稿或语录的汇编。由乾元天道衍生出一种纯粹至善的德性,周敦颐称之为诚德,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代表的伦理原则以及人类的各种行为都是以诚德为根本遵循的。
为了实现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目的,周敦颐向统治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用心要纯,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从现存《通书》的内容来看,其中既有对《周易》某一卦的具体解说,也有对《周易》大义的通论。
即言行谨慎,动必得正。那么,当今流传的《通书》是如何形成的呢?作为收集、整理、注解周敦颐著作的第一功臣,朱熹认为,在周敦颐的上述三种著作中,《易说》是依经以解义,即依据《周易》的经文逐字逐句地解释其含义,而《易通》则是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即通论《周易》的大义而并不逐字逐句地注解。